五四运动是具有5000年灿烂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发生的伟大事件。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它包括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六月的爱国群众运动两大内涵。前者对后者起了启蒙、觉醒作用，是重要的思想躁动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躁动就没有五四这样空前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也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有五大贡献。
冲决封建罗网，批判“吃人”的旧礼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陈独秀是激进的革命家，参加过辛亥革命活动，但辛亥革命的流产使他和那一代先进分子开始反思，要以宣传思想文化来弥补辛亥革命的缺陷。他以吹响思想启蒙号角为己任，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道德宣战。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其设计构想是：不仅使鼓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造就新青年的主旨鲜明了然，而且从内容到形式要给人以全新感觉：起点新、文风新、目标新。于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主要撰稿人在《新青年》上发出了时代呐喊：要拥护“德先生”（民主），不得不反对旧礼教、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不得不反对旧思想、旧文化。以陈独秀为旗手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掀起了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猛烈批判运动。这个批判运动横扫封建愚昧的广度和鞭挞旧制度的深度，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诚然，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毛泽东指出：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的认识和批判，有些简单化、绝对化，“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这主要指对待孔子学说的态度。应当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道德的批判，不能不直接涉及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封建统治者包括袁世凯在内，为了巩固反动统治，愚弄人民，对孔子学说附加了一些内容，将其神圣化、宗教化。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不能不剥去这个神圣化、宗教化的外衣。但除一部分文章有偏颇言论、提出过激口号外，主导性的著述还是保持理性，注意将两者加以区分。李大钊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因此，那种认为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打倒孔子、完全否定儒家学说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当年实际情况。
提倡白话文，实行有史以来的伟大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新纪元
实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领航者是陈独秀和胡适。胡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口号，主张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活文学”。中国若想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必须用白话文。由于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鼓吹文学革命的代表作，属于“文学改良”温和性言论，所以具有革命家气质的陈独秀即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战斗檄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宣扬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评价：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他正式举起“文学革命军”旗子。按照我的和平态度，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10年的讨论与尝试；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经过百年历史沉淀，公平地说，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只“玉兔”（陈、胡两人属兔）是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除李大钊、鲁迅外，还有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是参与这场文学革命的四梁八柱。
文学革命的具体内容涉及面既深且广。所谓“深”，不仅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学代替旧文学，而且要求凡写文都须使用标点符号，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数目字改用阿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等。所谓“广”，提出凡纪年尽量使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实行文字改革采用注音字母等。这样的文学革命，对促进中国在文化方面与世界接轨，走向近现代化，立了头等大功。白话文学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杆。这场文学革命，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深刻变革。毛泽东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出：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写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给予先进的中国人以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和他的学说虽然早在20世纪之初就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所了解，但五四时期才大量地、系统地传入中国，并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苦苦追求的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美梦。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的西方文明弊端，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衰一荣，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刻思考国家的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十月革命的故乡发生了剧变，但先进的中国人从十月革命获得马克思主义的这段历史事实不容改变，也无须回避。
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大潮汹涌澎湃，各种学说蜂拥而至，竞相宣传各式“主义”如百舸争流。在令人眩目耀眼的奇花异草中，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最终一枝独秀。当时创办的400多种新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或有倾向社会主义内容的达200多种。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很快由一般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刊物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体。除媒体传播外，中国先进分子还通过三个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是东去日本，二是西去欧洲勤工俭学，三是北去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社会急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
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有两位巨人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一位是陈独秀。他组织团体、撰写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一位是李大钊。是中国比较系统、完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信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洪流。
唤醒了中国劳苦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不是关在书斋里单纯地探究，而是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努力用新的思想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工厂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早就讲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旧世界、推翻旧制度的先进精神武器，那么工人运动就可视为对旧世界、旧制度进行批判和摧毁的先进物质力量。批判旧世界、推翻旧制度光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精神武器不够，一定要有掌握这个精神武器的先进物质力量，这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先进的精神武器与先进的物质力量的结合。
五四时期的中国，产业工人在200万以上，加上其他行业的职工总共4000万人左右。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仅具有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的优点，还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极端残酷性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罕见的，因而有改变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同时又由于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破产的农民，充分了解这个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口的痛苦和要求，就更便于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成广泛的革命联盟。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其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的领导阶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那时还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去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之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起领军作用的还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5月1日，李大钊指出：这一天“是工人的祝典日”。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纪念“五一节”，这是首开先河。次年的五一那天，他在北大主持召开有工人和学生500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他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长辛店办劳动实习学校，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出版《劳动者》周刊和《工人周刊》等，对工人们进行启蒙教育。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还去郑州、天津、唐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在上海的陈独秀，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愈益感到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到产业工人中去。他到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发表演说时表达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称赞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希望工人群众开展劳工运动，要把几千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才是正理。他到工人群众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状况，在《新青年》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中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调查报告。1920年4月中旬，他联合中华工业协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在他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在“五一节”这天集会，喊出“劳工万岁”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除北京、上海外，在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有一批进步青年到工厂开展劳工运动。
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5000年中国历史发展方向
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强烈冲击，再加之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的巨大耻辱和对欧美国家寄予巨大希望的破灭，五四运动后他们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愈益倾向于以俄国人为榜样。他明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到来，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深入了解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后赞成“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表明他完全赞同经过十月革命践行了的马克思主义。
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变化的状况大体都是如此。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年长一些的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抛弃了过去对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憧憬，转变为信仰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年轻一点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等为主要代表，更是向往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用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模本。
正是有了这么一批先进分子，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深入工人群众中作宣传启蒙工作，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践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这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在上海、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地方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并有计划地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地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有了这样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1921年7月23日，神州大地终于诞生了“搅得周天寒彻”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思想解放大潮的新生儿。
上述五大历史贡献不是并列的，第一到第四大贡献，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启蒙、文化传播、理论武器、阶级基础准备的，因而开启了五四以来的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是对五四运动伟大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 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