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思考
陆相欣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其一脉相承的主题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已经证明，社会和民众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所取得的成果就有多大。
一、关于前两次解放思想
第一次解放思想发端于1978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转载。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束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选》三卷的第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全党全国都要解放思想，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以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这次解放思想树立了“实践”标准，把全国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轨道上来，把从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转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这次思想解放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拓展了社会和民众的自由空间，特别是对农村、农民的解放，使中国农村焕发出了空前的活力，短时间内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变为初步温饱、商品供应充足的中国，使中国人民初步品尝到了拥有财富和自由的滋味。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轫于1991年春天。1991年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四篇文章，引发了改革要不要追问“姓社姓资”的尖锐讨论。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为中共十四大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为指导思想，确立了“生产力标准”，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又一个十几年的持续腾飞，实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初步小康。
这两次思想大解放的本质都是“还利于民”，都是拓展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自由空间，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面向的是农村和农民，直接后果是农民富了，乡镇企业发展了，农村面貌大变了；第二次思想解放面向城市和相对强势集团，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城市锦上添花，更加鲜亮，更加现代。那些本来就强势的人变得更强势，造就了数千个亿万富翁，加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第一次解放思想相比，第二次解放思想后的改革受到人们的诟病更多一些。
二、我们面临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任务
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进一步（第三次）解放思想的艰巨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号角。
中国要发展进步，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要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破除新的迷信，开拓进取。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发展是硬道理，停滞不前没有出路；完美是暂时的，缺憾和不尽人意是难免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大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可否认的。但是发展中的中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又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靠发展来解决。要解决问题，继续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这是我们的共识。但问题是这一次（第三次）解放思想与前两次解放思想有什么不同，而本次解放思想的重点在哪里？
三、第三次解放思想与前两次解放思想的区别及突破口
改革开放30年来的解放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个一个思想观念的艰难更新层面上，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两个“凡是”，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确定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而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解放思想，更着重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而所谓思维方式的转变，就是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又要破除对西方学说和制度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还有对我们已有经验的突破，真正采取面向时情世情实际、国情实际、党情实际的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只有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继续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不断实事求是，而不断实事求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续解放思想。
关于体制机制创新问题，十七大报告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包括经济建设上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等；政治建设上“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建设上“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等。这些论述特别是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上的论述对于指导本次解放思想非常重要。要实现经济建设上体制机制的创新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是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目前，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扩大党内民主以及扩大基层民主，切实使中国人的利益表达诉求渠道更畅通，切实使中国民众有主人的感觉。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实现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在非物质层面提出要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使中国人民觉醒了，以毛泽东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使中国人民吃饱穿暖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使中国人成为了世界公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必然会使中国人民活得更加体面和有尊严。
这里的非物质层面的要求主要是指民众权利得到尊重。第二次思想解放形成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者必须达成共识，即对进一步改革的迫切性和社会矛盾形成清醒认知，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调整结构，加强环保，最大程度地解决好民生问题，向民众和市场让渡自己的权利，让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更体面和有尊严。加强铲除腐败的力度，加快党内外民主化速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十七大“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及“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目标。这是对本次思想解放成功与否和改革成败的考量。
陆相欣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其一脉相承的主题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已经证明，社会和民众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所取得的成果就有多大。
一、关于前两次解放思想
第一次解放思想发端于1978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转载。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束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选》三卷的第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全党全国都要解放思想，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以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这次解放思想树立了“实践”标准，把全国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轨道上来，把从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转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这次思想解放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拓展了社会和民众的自由空间，特别是对农村、农民的解放，使中国农村焕发出了空前的活力，短时间内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变为初步温饱、商品供应充足的中国，使中国人民初步品尝到了拥有财富和自由的滋味。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轫于1991年春天。1991年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四篇文章，引发了改革要不要追问“姓社姓资”的尖锐讨论。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为中共十四大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为指导思想，确立了“生产力标准”，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又一个十几年的持续腾飞，实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初步小康。
这两次思想大解放的本质都是“还利于民”，都是拓展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自由空间，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面向的是农村和农民，直接后果是农民富了，乡镇企业发展了，农村面貌大变了；第二次思想解放面向城市和相对强势集团，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城市锦上添花，更加鲜亮，更加现代。那些本来就强势的人变得更强势，造就了数千个亿万富翁，加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第一次解放思想相比，第二次解放思想后的改革受到人们的诟病更多一些。
二、我们面临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任务
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进一步（第三次）解放思想的艰巨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号角。
中国要发展进步，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要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破除新的迷信，开拓进取。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发展是硬道理，停滞不前没有出路；完美是暂时的，缺憾和不尽人意是难免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大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可否认的。但是发展中的中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又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靠发展来解决。要解决问题，继续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这是我们的共识。但问题是这一次（第三次）解放思想与前两次解放思想有什么不同，而本次解放思想的重点在哪里？
三、第三次解放思想与前两次解放思想的区别及突破口
改革开放30年来的解放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个一个思想观念的艰难更新层面上，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两个“凡是”，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确定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而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解放思想，更着重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而所谓思维方式的转变，就是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又要破除对西方学说和制度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还有对我们已有经验的突破，真正采取面向时情世情实际、国情实际、党情实际的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只有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继续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不断实事求是，而不断实事求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续解放思想。
关于体制机制创新问题，十七大报告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包括经济建设上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等；政治建设上“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建设上“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等。这些论述特别是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上的论述对于指导本次解放思想非常重要。要实现经济建设上体制机制的创新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是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目前，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扩大党内民主以及扩大基层民主，切实使中国人的利益表达诉求渠道更畅通，切实使中国民众有主人的感觉。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实现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在非物质层面提出要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使中国人民觉醒了，以毛泽东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使中国人民吃饱穿暖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使中国人成为了世界公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必然会使中国人民活得更加体面和有尊严。
这里的非物质层面的要求主要是指民众权利得到尊重。第二次思想解放形成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者必须达成共识，即对进一步改革的迫切性和社会矛盾形成清醒认知，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调整结构，加强环保，最大程度地解决好民生问题，向民众和市场让渡自己的权利，让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更体面和有尊严。加强铲除腐败的力度，加快党内外民主化速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十七大“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及“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目标。这是对本次思想解放成功与否和改革成败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