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答《学习时报》问
问题的提出
学习时报：我们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12月28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今年1月底2月初，胡锦涛同志在出访期间，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2月23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指出，“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来自海外的信息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这一理念，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也让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更放心了。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的？
郑必坚：2002年12月，我率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访美，在同美国朝野人士接触中，直接观察到“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因而又感到，有必要尽快组织力量，围绕我国25年来成功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展开专题研究和宣传。就是说，要从对内和对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的高度，以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坚持和平来回答“中国威胁论”，又以中国在和平条件下定能崛起来回答“中国崩溃论”。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命题，立即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牵动全局，抓住了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个最重大、最紧要、最敏感的话题。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开辟及其实质
学习时报：中国走上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对这条道路，可以作怎样的理论概括？
郑必坚：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开始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就已经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但我们现在所论述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又有另一重特定涵义，这就是特指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全方位崛起的战略道路。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和平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和平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当然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怎样概括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再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实现崛起。
我们都记得邓小平的著名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实质，归根到底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25年来成功开创出的，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走下去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全新战略道路。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五大特点
学习时报：有哪些特点能够表明这是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
郑必坚：这条全新的战略道路，新在何处？归结起来，有五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这个“中心”和“第一”，我在这里就不来多说了。
――第二个特点是，勇敢地实行对外开放，坚持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25年来，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两大历史关头和两次战略抉择，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历史关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失误，重新思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时，正逢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住这个动向，作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重大判断，打开了经济建设的新视野、新局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抉择，它表明，我们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从一开始就是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同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道路的应运而生，实质上就是应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生，应勇敢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而生。
第二个历史关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发生的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发展道路面临严峻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样，就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又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加入WTO、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等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这是又一次历史性的战略抉择。由此可见，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中国和平崛起，既清醒把握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又统筹考虑了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我们是勇敢的、坚定的，又是清醒的、理智的。
――第三个特点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
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把基本实现中国现代化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觉地做到“五个依靠”：依靠自己的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依靠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越来越庞大的居民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依靠更广和更深地开发人力资源即提高国民素质、加快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
这“五个依靠”，再加上大胆地借鉴吸收当代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文化的力量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给别的国家制造麻烦。
――第四个特点是，坚持锐意改革而又统筹兼顾各方面的战略关系和利益关系，做到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
锐意改革，就是毫不动摇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本内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统筹兼顾，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所必需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五个特点是，奋力崛起而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争霸、不称霸。25年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实践表明，我们既摒弃了近代以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以为离开世界也能自我发展的封闭式发展道路；又摒弃了近代以来世界后兴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我们已经、正在、还要下决心继续走的，乃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兴大国和平崛起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康乾盛世”走向没落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必然导致挨打。而近代以来世界几个后兴大国，比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其发展历史又突出地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依靠扩张、侵略以至发动大战，还是依靠冷战和集团对抗来谋求国家崛起都是行不通的。争霸必然黩武，称霸必失人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并明确要求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坚信，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争霸、不称霸，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才能解决13-15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难题。
这五大特点体现了我们对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我们对人民意愿的自觉把握。面对21世纪上半叶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在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明确地提出和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有利于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内方面和对外方面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把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向全世界、全人类庄严宣告：中国和平崛起，这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中国特色”！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国情依据
学习时报：这个极重要的“中国特色”，首先来自中国的基本国情。怎样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来理解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
郑必坚：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且发展很不平衡，面临一系列大规模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大规模难题”可用一道乘法题和一道除法题来表示。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15亿总人口，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总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15亿总人口，那就不仅不会是多么大的，而且会是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包括困难的方面和动力的方面。13-15亿人口，人均资源贫乏，先天不足，困难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只要真正活跃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愈益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中国的凝聚力和增长动力，以及由此给世界带来的增长动力，又将是多么巨大的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清醒地、自觉地把握住中国和平崛起的困难方面和优势方面，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发展战略。而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所作的一切努力，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工作，也无论内政、外交、国防，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13-15亿人民走向富裕，更加文明，使中国更加适合人的全面发展，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国土广袤、市场广阔，具有小国不具备的大规模物质条件，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崛起的根本基础。但是我们又清醒地认识到，在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耕地少、资源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民族众多；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当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人要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那样一种精神，执着地、锲而不舍地抓紧干的就是一件事，就是集中力量发展我们自己这件事。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尽够我们若干代中国人，包括领导层和全体人民，很忙很忙的了！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时代条件
学习时报：正确的战略思想，不仅来自对国情的深刻认识，而且来自对国际环境、天下大势的正确判断。根据您的观察、研究，您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条件是什么？
郑必坚：我们党对国际大局和国际环境的观察，从来深刻地影响到党的总的理论、路线和战略，深刻地影响到党的整个事业。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实践尤其是这样。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在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那篇谈话中，寓意深刻地强调提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个大的战略判断是始终坚持的，一以贯之的，决不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国际突发事件而轻易动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没有动摇，海湾战争时没有动摇，科索沃战争时没有动摇，“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也没有动摇。
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变局，还进一步深刻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世界上“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而是“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综观当今世界，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后，世界矛盾确实是更加错综复杂了。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等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南北矛盾更加突出，西西矛盾愈益凸现。人类世界整体和平、缓和、稳定，但是局部战乱、紧张、动荡。对于中国来讲，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
三大动力和三大保障
学习时报：您在很多文章和演讲中，曾一再强调并分析过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和挑战问题。您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有四大历史性战略机遇：一是世界范围地缘战略格局和多方面矛盾新发展带来的机遇：二是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带来的机遇；三是按照“趋利避害”方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还有第四，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本身所必然创造的新机遇。您还强调这个第四条，从它有利于我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战略机遇中的最大机遇。同时，您也从经济、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和国际领域等各方面分析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据此，您认为我们靠什么应对这样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郑必坚：中国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并把挑战转化为机遇，关键在于靠自己的发展，靠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靠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而为了保证发展，我们无疑必须清醒面对并且着重致力于解决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和发展难题。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举，而只是归结起来，叫做“三大创新”和“三方面建设”。“三大创新”，就是更加自觉地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三方面建设”，就是更加自觉地加强和谐的社会环境建设、强大的国防建设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三大创新”，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三大动力”；而“三方面建设”，则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三大保障”。
就“三大动力”来说，第一，制度创新具有根本意义。理论创新只有转化为制度创新，才能变为现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完善和定型期。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拓创新，进一步联系经济全球化，推进制度创新进程，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好地理顺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切实解决目前深化改革中反映强烈的“制度瓶颈”和“制度供应短缺”问题。
第二，科技创新是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面对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压力，把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迅速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转到自主研发创新上来；从单一依靠体制内“国家队”转移到整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科技力量，整合国内与国外的各种科技力量上来，以形成合力，消除内耗，全方位地解放科技生产力。
第三，文化创新则是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面对着所有制形式、经济生产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出现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坚持指导思想不搞多元化，同时又要处理好思想文化多样化带来的新问题，是文化创新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但决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有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但又决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甚至食洋不化。我们要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同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和平崛起大国形象相适应的文化理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行为。
再就“三大保障”来说，第一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平崛起要有经济实力，更要有人才支撑。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战略方针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贯彻“吸引、凝聚、培养、用好”人才的政策，破除人才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制度培养出更多数量和更高素质的人才。
第二是和谐的社会环境建设。和平崛起要求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保证和平崛起。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各种社会利益矛盾日益突出，调节好社会矛盾，营造好和谐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继续鼓励和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先富群体活力的同时，注意兼顾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利益诉求。特别是要花大力气解决好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和2000万城市下岗人口和新增劳动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
当然，社会环境建设也包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努力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针对那些单纯等待党的政策阳光普照而不注重自我创造的社会心理，大力倡导自我创业、安居乐业的社会氛围，加快形成党要创新、民要创业的良性互动机制。
第三是强大的国防建设。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在中国走向和平崛起的初期，强调军队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下要忍耐，这是完全必要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为了保证和平崛起，改进军事装备、推进新军事变革、增强国防实力，也是完全必要的。建设强大的国防，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强大后盾。
有了以上这“三大动力”和“三大保障”，加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地妥善处置好各种国际事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将保证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成功。
说到这里，也可以叫做“三大动力”、“四大保障”吧！
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不会动摇不可逆转
学习时报：同样是在很多文章和演讲中，您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紧密相联，马克思主义诞生之际，正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时；列宁、毛泽东开创的战略道路，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出现逆转和断裂的时代条件相联系；而建设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所因应的，则是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并且也揭示了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郑必坚：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和严重挫折的基础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在改革开放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战略道路。
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与民族振兴的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潮流的结合，同时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相互借鉴的结合。
过去2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经历了多次考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表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永不争霸，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这样一些深刻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执政理念之中，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这里，我还想着重强调一个问题：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5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有办法领导好中国的和平崛起。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还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根本指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和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信任，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坚强保证。现在的关键，是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战略的思维，开放的视野，改革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观察国际形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正确地驾驭国内复杂矛盾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
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自觉，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伟大目标胜利实现所绝对不可缺少的精神条件。（《学习时报》239期）
问题的提出
学习时报：我们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12月28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今年1月底2月初，胡锦涛同志在出访期间，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2月23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指出，“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来自海外的信息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这一理念，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也让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更放心了。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的？
郑必坚：2002年12月，我率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访美，在同美国朝野人士接触中，直接观察到“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因而又感到，有必要尽快组织力量，围绕我国25年来成功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展开专题研究和宣传。就是说，要从对内和对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的高度，以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坚持和平来回答“中国威胁论”，又以中国在和平条件下定能崛起来回答“中国崩溃论”。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命题，立即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牵动全局，抓住了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个最重大、最紧要、最敏感的话题。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开辟及其实质
学习时报：中国走上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对这条道路，可以作怎样的理论概括？
郑必坚：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开始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就已经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但我们现在所论述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又有另一重特定涵义，这就是特指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全方位崛起的战略道路。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和平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和平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当然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怎样概括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再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实现崛起。
我们都记得邓小平的著名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实质，归根到底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25年来成功开创出的，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走下去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全新战略道路。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五大特点
学习时报：有哪些特点能够表明这是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
郑必坚：这条全新的战略道路，新在何处？归结起来，有五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这个“中心”和“第一”，我在这里就不来多说了。
――第二个特点是，勇敢地实行对外开放，坚持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25年来，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两大历史关头和两次战略抉择，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历史关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失误，重新思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时，正逢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住这个动向，作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重大判断，打开了经济建设的新视野、新局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抉择，它表明，我们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从一开始就是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同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道路的应运而生，实质上就是应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生，应勇敢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而生。
第二个历史关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发生的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发展道路面临严峻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样，就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又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加入WTO、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等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这是又一次历史性的战略抉择。由此可见，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中国和平崛起，既清醒把握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又统筹考虑了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我们是勇敢的、坚定的，又是清醒的、理智的。
――第三个特点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
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把基本实现中国现代化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觉地做到“五个依靠”：依靠自己的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依靠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越来越庞大的居民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依靠更广和更深地开发人力资源即提高国民素质、加快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
这“五个依靠”，再加上大胆地借鉴吸收当代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文化的力量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给别的国家制造麻烦。
――第四个特点是，坚持锐意改革而又统筹兼顾各方面的战略关系和利益关系，做到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
锐意改革，就是毫不动摇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本内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统筹兼顾，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所必需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五个特点是，奋力崛起而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争霸、不称霸。25年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实践表明，我们既摒弃了近代以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以为离开世界也能自我发展的封闭式发展道路；又摒弃了近代以来世界后兴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我们已经、正在、还要下决心继续走的，乃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兴大国和平崛起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康乾盛世”走向没落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必然导致挨打。而近代以来世界几个后兴大国，比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其发展历史又突出地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依靠扩张、侵略以至发动大战，还是依靠冷战和集团对抗来谋求国家崛起都是行不通的。争霸必然黩武，称霸必失人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并明确要求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坚信，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争霸、不称霸，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才能解决13-15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难题。
这五大特点体现了我们对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我们对人民意愿的自觉把握。面对21世纪上半叶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在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明确地提出和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有利于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内方面和对外方面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把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向全世界、全人类庄严宣告：中国和平崛起，这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中国特色”！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国情依据
学习时报：这个极重要的“中国特色”，首先来自中国的基本国情。怎样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来理解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
郑必坚：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且发展很不平衡，面临一系列大规模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大规模难题”可用一道乘法题和一道除法题来表示。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15亿总人口，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总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15亿总人口，那就不仅不会是多么大的，而且会是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包括困难的方面和动力的方面。13-15亿人口，人均资源贫乏，先天不足，困难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只要真正活跃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愈益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中国的凝聚力和增长动力，以及由此给世界带来的增长动力，又将是多么巨大的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清醒地、自觉地把握住中国和平崛起的困难方面和优势方面，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发展战略。而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所作的一切努力，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工作，也无论内政、外交、国防，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13-15亿人民走向富裕，更加文明，使中国更加适合人的全面发展，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国土广袤、市场广阔，具有小国不具备的大规模物质条件，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崛起的根本基础。但是我们又清醒地认识到，在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耕地少、资源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民族众多；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当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人要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那样一种精神，执着地、锲而不舍地抓紧干的就是一件事，就是集中力量发展我们自己这件事。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尽够我们若干代中国人，包括领导层和全体人民，很忙很忙的了！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时代条件
学习时报：正确的战略思想，不仅来自对国情的深刻认识，而且来自对国际环境、天下大势的正确判断。根据您的观察、研究，您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条件是什么？
郑必坚：我们党对国际大局和国际环境的观察，从来深刻地影响到党的总的理论、路线和战略，深刻地影响到党的整个事业。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实践尤其是这样。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在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那篇谈话中，寓意深刻地强调提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个大的战略判断是始终坚持的，一以贯之的，决不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国际突发事件而轻易动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没有动摇，海湾战争时没有动摇，科索沃战争时没有动摇，“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也没有动摇。
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变局，还进一步深刻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世界上“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而是“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综观当今世界，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后，世界矛盾确实是更加错综复杂了。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等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南北矛盾更加突出，西西矛盾愈益凸现。人类世界整体和平、缓和、稳定，但是局部战乱、紧张、动荡。对于中国来讲，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
三大动力和三大保障
学习时报：您在很多文章和演讲中，曾一再强调并分析过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和挑战问题。您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有四大历史性战略机遇：一是世界范围地缘战略格局和多方面矛盾新发展带来的机遇：二是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带来的机遇；三是按照“趋利避害”方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还有第四，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本身所必然创造的新机遇。您还强调这个第四条，从它有利于我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战略机遇中的最大机遇。同时，您也从经济、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和国际领域等各方面分析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据此，您认为我们靠什么应对这样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郑必坚：中国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并把挑战转化为机遇，关键在于靠自己的发展，靠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靠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而为了保证发展，我们无疑必须清醒面对并且着重致力于解决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和发展难题。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举，而只是归结起来，叫做“三大创新”和“三方面建设”。“三大创新”，就是更加自觉地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三方面建设”，就是更加自觉地加强和谐的社会环境建设、强大的国防建设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三大创新”，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三大动力”；而“三方面建设”，则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三大保障”。
就“三大动力”来说，第一，制度创新具有根本意义。理论创新只有转化为制度创新，才能变为现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完善和定型期。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拓创新，进一步联系经济全球化，推进制度创新进程，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好地理顺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切实解决目前深化改革中反映强烈的“制度瓶颈”和“制度供应短缺”问题。
第二，科技创新是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面对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压力，把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迅速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转到自主研发创新上来；从单一依靠体制内“国家队”转移到整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科技力量，整合国内与国外的各种科技力量上来，以形成合力，消除内耗，全方位地解放科技生产力。
第三，文化创新则是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面对着所有制形式、经济生产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出现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坚持指导思想不搞多元化，同时又要处理好思想文化多样化带来的新问题，是文化创新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但决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有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但又决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甚至食洋不化。我们要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同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和平崛起大国形象相适应的文化理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行为。
再就“三大保障”来说，第一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平崛起要有经济实力，更要有人才支撑。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战略方针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贯彻“吸引、凝聚、培养、用好”人才的政策，破除人才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制度培养出更多数量和更高素质的人才。
第二是和谐的社会环境建设。和平崛起要求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保证和平崛起。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各种社会利益矛盾日益突出，调节好社会矛盾，营造好和谐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继续鼓励和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先富群体活力的同时，注意兼顾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利益诉求。特别是要花大力气解决好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和2000万城市下岗人口和新增劳动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
当然，社会环境建设也包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努力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针对那些单纯等待党的政策阳光普照而不注重自我创造的社会心理，大力倡导自我创业、安居乐业的社会氛围，加快形成党要创新、民要创业的良性互动机制。
第三是强大的国防建设。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在中国走向和平崛起的初期，强调军队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下要忍耐，这是完全必要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为了保证和平崛起，改进军事装备、推进新军事变革、增强国防实力，也是完全必要的。建设强大的国防，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强大后盾。
有了以上这“三大动力”和“三大保障”，加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地妥善处置好各种国际事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将保证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成功。
说到这里，也可以叫做“三大动力”、“四大保障”吧！
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不会动摇不可逆转
学习时报：同样是在很多文章和演讲中，您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紧密相联，马克思主义诞生之际，正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时；列宁、毛泽东开创的战略道路，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出现逆转和断裂的时代条件相联系；而建设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所因应的，则是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并且也揭示了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郑必坚：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和严重挫折的基础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在改革开放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战略道路。
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与民族振兴的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潮流的结合，同时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相互借鉴的结合。
过去2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经历了多次考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表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永不争霸，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这样一些深刻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执政理念之中，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这里，我还想着重强调一个问题：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5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有办法领导好中国的和平崛起。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还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根本指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和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信任，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坚强保证。现在的关键，是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战略的思维，开放的视野，改革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观察国际形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正确地驾驭国内复杂矛盾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
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自觉，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伟大目标胜利实现所绝对不可缺少的精神条件。（《学习时报》2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