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贵
2003年，战争与危机引发国际剧烈动荡，催生新的格局。世界乱象增多，部分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失序状态有所突出。谋霸与反霸、恐怖与反恐怖、扩散与反扩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矛盾均有新发展。但乱象、失序和矛盾发展尚未冲破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框架，国际格局总体保持稳定，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
世界形势呈现四大特点
国际形势分为两个层次：世界基本形势和国际战略形势，前者的发展是后者演变的背景。2003年的国际战略形势是在经济不景气，恐怖活动此起彼伏，战争与危机强烈冲击，区域一体化进程继续发展相互交织的世界形势背景下深刻演变的。
世界经济不景气。进入2003年，世界经济呈现出不景气的状态。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表现不佳。美国经济到第三季度刚出现复苏迹象，全年增速预计达2.6%，尚未摆脱衰退。欧盟经济增长依然缓慢，预计英、法分别为1.8%、0.4%；德国经济为零增长。日本经济改革仍旧低迷，预计增长为1.9%。虽然中国等一些国家的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仍不足以改变世界经济总体的不景气状态，预计增长为2.2%。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抬头，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要求发生激烈抵触。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摩擦增多。美欧、美日、美中、中欧、中日等经济体之间的经贸纠纷和争端有所增加。南北矛盾经坎昆会议进一步凸显，发展中国家以发表“珠海世界经济宣言”为标志，对事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增大对建设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国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发展的强烈驱使之下，加紧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地缘经济优势、战略资源、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等重大经济利益。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势进一步增强，经济利益之争成为推动世界各种矛盾斗争发展的重要隐性因素。
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出现新变化。9・11事件及其后的一系列恐怖活动的强烈冲击，使得世界对恐怖主义威胁认识进一步加深。2003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大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美国的“反恐战争”也从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已开始探讨如何将“反恐战争”向打击“真主党”、“哈马斯”等组织的第三阶段推进。但恐怖活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不仅活动范围从中东、中亚、南亚扩展到北非和东南亚，形成一个“恐怖地带”，而且破坏性强和影响大的事件明显增多，并越来越本地化。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印尼万豪酒店爆炸案以及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系列爆炸案等典型事件都表明了这一点。“基地”组织在相对“蛰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起新一轮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明显增大。近来，该组织下属派别声称对土耳其犹太教堂大爆炸负责，并向英、日、澳等美国的“忠实盟友”发出恐怖袭击警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采取更加积极、认真的态度反恐并展开合作，但由于美国主导的“反恐”进程在布什将伊拉克界定为反恐“主战场”之后进一步走偏，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的选择性进一步突出。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依然重要。另一方面，难民、贫困、艾滋病、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我国和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发生的“非典”，以及今年夏天席卷西欧的长期高温酷热天气，再次提醒世界跨境传染性疾病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正日益增大，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合作日益成为促进国际合作新的增长点和支撑点，以及缓和或牵制国际矛盾的新动力。美国与许多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情报、金融等多领域继续加强反恐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加入进来。传统安全合作形式被赋予新内容，中巴、中印联合军演均重在海上联合搜救等非传统领域。继反恐和反洗钱之后，反腐败与反移民等问题也有了赖以规范和强化合作的国际公约。
区域一体化进程继续发展，欧亚大陆两端尤为突出。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刺激下，欧盟更为紧迫地推进一体化建设，连续取得突破。在东扩已成定局之后，欧盟制宪委员会6月13日就欧盟第一部宪法条约草案达成一致。10月4日，欧盟15个成员国、10个即将入盟的准成员国和3个申请入盟的候选国在罗马举行首脑会议，开始审议该草案。预计该草案将于年底前通过，之后由各国议会批准生效。在此过程中，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步伐也明显加快。4月，法、德、比利时和卢森堡就尽快加强欧洲独立防务能力进行磋商，要求尽快建立欧盟军事总部。有关机构随后提出成立国防部长委员会、加强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高级代表作用、设立欧洲军备局、改进危机处理程序等建议，以加强欧洲防务。同时，东亚乃至亚洲一体化进程也成为国际“亮点”。10月8日，东盟第九届首脑会议在印尼巴厘岛签署和发表《第二协约宣言》，提出到2020年建立由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共同体组成的“东盟共同体”。随后，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签署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使中国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在东盟与中、日、韩首脑峰会之外，印度领导人首次与会，共商推动经贸合作或建立自由贸易区。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多种机制正式启动并由安全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展，中亚区域合作明显加强；“博鳌亚洲论坛”的完善和发展为亚洲各国加强协商合作提供一个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培育和增进亚洲共同体意识。
国际战略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在上述世界形势背景下，美国推行事实上的“新帝国”战略以打造一个单极霸权体系，作为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动因，引起国际战略形势发生深刻而复杂的演变。
之所以说美国所推行的是事实上的“新帝国”战略，是因为虽然布什、赖斯、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等官方人士主要出于“政治正确性”而一致否认美国是“帝国”或者实施“新帝国主义战略”，正如德国《时代》周报所评，“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会从口中说出帝国主义这个词，甚至麻烦要少一些的‘美国统治下和平’也不说，以口无遮拦闻名的拉姆斯菲尔德也都没有说”，但相当多的著名战略家、思想家却表示肯定并出谋献策。布热津斯基认为无论如何称呼，美国实际上就是“帝国”；并且赞同将美国与罗马、大英帝国甚至成吉思汗帝国相提并论。基辛格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帝国是最常见的统治形态，帝国没有必要维持力量均衡，也无需国际合作体制。美国正是这样在西半球实施自己的政策。”以知名记者卡普兰（其著作《东至鞑靼》等倍受布什赞赏）为代表的新保守派舆论精英更是极力为“美利坚帝国”的历史使命辩护，主张美国别无选择，应成为一个“无孔不入的世界帝国”，“管理”其他国家，保障自身本土安全。在这个事关美国国家定位的问题上，美国主流观点中针锋相对的双方其实是“明争暗和”。
该战略建立在美国对它所处国际安全环境的评估和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的界定之上。美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反扩散、打压或改造“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等。为了消除此类威胁和保卫本土安全，美国将更多地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甚至不惜使用包括“战术核打击”在内的军事手段，同时也不放弃采取“遏制与威慑战略”。此外，美国还将谋求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尤其是将中、俄、印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将美式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为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提供根本制度保障。用布什的话来说，美国对外战略的三根支柱就是反恐、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和扩展民主。归根结底，这个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凭借超强实力，打造美国的单极霸权体系。这既是老布什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继续，也是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内在逻辑的发展。
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军事部署开始，加快调整包括东欧、中亚和东亚地区在内的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并倡议建立全球“反扩散安全体系”。它一方面在伊拉克重建等问题上牢牢掌握美国的主导权不放；另一方面又在解决巴以冲突和朝核危机等问题时谋求大国合作，甚至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也更多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政府在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时，并未放弃“原则”即确保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地位。
目前美国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面临困难，在推动巴以“和平路线图”实施方面也遭受挫折。这些困难和挫折不仅使美国实施“新帝国”战略的第一步即“改造中东”面临巨大挑战，而且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国内大选背景下关于对外战略取向的大辩论，使布什政府在国内政治中面临不利局面。布什政府为了赢得大选这个“核心政治议程”，明显加快调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朝鲜核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特别在伊拉克重建问题，美国还将进一步加快向伊拉克人移交权力的进程，让伊拉克人更快更多地承担起管理自己国家的责任。尤其是随着2004年大选进程向前推进，有关对外政策的诸多问题都将被摆到桌面上来。可以预见，无论布什竞选连任与否，美国现行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在经历一番政治洗炼之后都会发生一定变化。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在国际安全环境评估、首要安全威胁、战略目标、战略原则、战略方向等对外战略的基本因素上持有共识，看法的差异更多体现在政策途径、手段、力度、侧重点等技术和策略的层面。因此，当前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具有明显的局部性和策略性，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取向出现重大转变的可能性并不大。
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互动加剧
受美国推行新战略的牵带，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互动明显加剧。2003年世界主要战略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9・11”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作为一股战略力量显现于世界政治舞台上，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日渐紧张。阿富汗战争后，美国人找回了一度因9・11事件而遭受沉重打击的信心，并在战争速胜的鼓舞下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虽然布什政府一再声称美国打击的对象是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但国际社会已强烈地感到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正变得越来越紧张。随着布什政府提出“邪恶轴心”论和将反恐战争第二阶段的目标转向伊拉克，并提出了改变萨达姆政权进而改造中东的战略之后，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张。伊拉克战争后，这战略关系进一步恶化。加上巴以“和平路线图”的实施和伊拉克重建受挫，世界10亿有余的广大穆斯林“反美”甚至“仇美”的情绪普遍进一步上升。在美国皮尤中心对穆斯林的民意追踪调查中，反美的人口比例始终处于上升趋势。美国原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富勒日前发出警告说，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其发展至少将对未来10年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美欧（以法、德为代表）关系裂痕加深，矛盾突出。双方围绕伊拉克战争所暴露的严重分歧不仅是利益之争，也深刻反映了冷战后十余年所积累的国际格局尤其是大西洋两岸战略关系、欧洲地区格局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双方在世界观和安全观方面的明显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分歧的根本性和严重性，美国国内和欧洲许多前政要和战略家才不断联合发出警告，并呼吁大西洋两岸尤其是布什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美欧关系。曾经多年担任美国国会众院对外事务监督委员会主席的汉密尔顿、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奥尔布赖特、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都在此列。基辛格今年3月初在接受采访时对美欧关系的现状表示“震惊”。他说：“这是过去50年的争议中从未发生过的，过去50年的纷争一直像家庭内部的争吵一样在进行”。换句话说，现在美欧之间的分歧已经超出了“家庭内部争吵”的范畴。随着欧洲政治和防务一体化进程继续向前推进，美欧战略层面的摩擦可能还会增加。而且，美国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美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策的调整。如果美国的政策不发生重大调整，或者说布什政府目前表现出来的对外战略取向不发生重大的方向性转变，那美欧关系的紧张恐怕将难以避免。因此，从长远看，美欧关系的斗争面将不亚于协调面，并有可能逐渐超过协调面。美欧传统盟友关系已难以回归“美国领导、欧洲跟随” 的旧有模式，双方可能出现的缓和与改善关系与其说是“修复”，不如说是在新现实的基础之上谋求建立新关系及其相应模式。
再次，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也面临潜在挑战。“9・11”后，布什政府明显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对华谋求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并取得明显进步。政治上，两国元首和高层官员频繁会晤和互访，为双方各个层面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气氛。今年6月和10月，胡锦涛主席与布什在法国埃维昂和泰国曼谷两度会晤；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两军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晴雨表，也从低潮逐步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继军舰互访之后，国防部长曹刚川10月28―29日应邀正式访美。这是1996年12月迟浩田访美后，中国国防部长首次访美。两国经贸关系作为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纽带，也获得了长足发展。2003年头5个月两国双边贸易增长35.4%。11月，中方又采购了价值达60亿美元的美国波音飞机和汽车产品等。布什政府在可能破坏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态度也比较谨慎。比如，在人民币值问题上，美国内的压力有所抵制，有意降低对中国施压的调门。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11月表示，布什政府反对美国国会有关取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27.5%的进口关税的提议。
但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并未得到解决，2004年又逢美国大选，美国内反华噪音可能增大，布什政府很可能会在经贸及汇率等问题上继续对中方施压。而且，美国内始终有一部分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在暗中积极推动美台实质合作关系发展，因而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再起纠葛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最后，其他战略关系发展虽不及前述三者突出，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变化。美俄在“9・11”后快速确立的新战略关系，经历了伊拉克和伊朗问题的冲击，回落到利益争夺与合作并存的“平实状态”。美印关系的实质性合作增多，印度的大国地位和作用继续上升。美日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日本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增强。俄印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全面加强。中俄经贸和政治安全关系发展不平衡缩小，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趋成熟，但石油管线建设等问题预示着中俄关系可能面临一些新的不利因素。中日关系中，日本如何处理在华遗留武器、参拜靖国神社、国内舆论导向等问题，将对双方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欧关系继续平稳发展，双方已建立比较完善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和合作机制，合作关系也由政治、经济、安全向环保、社会等领域扩展、深入。中印关系随着国防部长费尔兰德斯访华，总理瓦捷帕伊访华之后首次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以及两国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实现了历史性突破。